可话说回来了，侯虽然一直有很超然的地位，听起来比一般的士大夫阶级都还要高一级，可在战国时期，“君”的地位是要高于“侯”的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因，那都是因为“君”乃是位极人臣者、功绩巨大者才可以得封，而封侯的标准则是要比君低一些。
关于“君”这个称呼，在先秦以前，就有很独特的地位。
君字被认证“始见”于商代，以“尹”和“口”两个独体字组成，而君字的文化意义，却在商代之前就存在了。
以前有的统治者有的主张类似于道家的“无为而治”，虽然并不是汉朝的那种无为而治，但那些统治者认为自己的“无为”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好处的，所以自己能够不亲力亲为，那就不去参与政治，可是统治者也需要治国办事啊，于是便安排了类似于“宰相”一般的副手来传达命令，甚至是摄政。
而以前的宰相，一般被称为“尹”，比如著名的“伊尹”，他就是商朝统治者太甲的相，伊是他的氏，尹是尊称。
在《传》中，尹被认为是“长官首领”，其实这就是后世所说的“百官之首”宰相的概念：
尹，正也。众正官之长也。
东汉的学者应劭则说过，在以前的社会中，尹不仅是百官之首，还是天子之师，所以一般都会被称为“师尹”，由此可见，既是老师，又是宰相，这种人物的地位怎么可能会低？
天子之相称师尹。
君，正是尹的演变而来，君就是“尹”开口说话之意，这个开口说话，指的是下达命令、辩论是非，所以君就是尹的意义继承，有些意思可能改变了，但不会改变的是，即便是天子，面对“君”都要很尊重，如果是自己封的“君”，那么肯定代表着这个人的地位很高，很值得去敬仰。
若是再拿“侯”的字义和“君”对比，不难发现侯是远远比不上君的，这既是在道德地位上比不过，在权力地位上也比不过。
不过在战国时期以前，君这种存在是很少的，反而是很多诸侯被周天子“称君”，这种称君也只是一种尊称，并没有相应的加封，而在战国时期，天下诸侯纷纷僭越称王以后，君就开始被赋予了“分封”意义。
东周建立以来，诸侯们想尽了办法削弱周天子，但是各个诸侯又难以逾越礼法直接取代周天子，便只能当着诸侯的面“互殴”，这就是春秋战国争霸时期的特色，而周天子也在诸侯们一次次互殴中失去威严，因为周天子作为诸侯之主，丝毫没有干涉的能力，怎么能不丢人。
后来到了战国时期，大家不愿意再遮遮掩掩了，于是便“僭越称王”，各国彻底和周天子撕破脸皮，在周显王三十五年的时候，魏国惠王与齐国威王互尊称王，意思就是他们双方互相承认以达到自洽。
在齐国和魏国之后，周显王四十四年，秦惠文王称王。而重头戏则是在周显王四十六年，因为这一年韩宣惠王、燕易王、赵武灵王、宋康王、中山王纷纷称王，堪称是齐齐“打脸”周天子。
称王之后，各路诸侯确实可以改称为“诸侯王”，而各路诸侯王称王其实也没太担心周天子的感受，比如韩国和赵国，他们在周朝的体系中爵位本来就比秦国高，可是秦国自己僭越称王了，自己反而还比秦国低两级了，怎么可能不跟着称王，于是只能跟上，不然在心理上，就会被压一头。
称王也意味着建立自己的“职官体系”，毕竟自己称王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是还不够的，也还要给予下面的士大夫“晋升”的机会，既然诸侯自己都是王了，那么以前周天子所分封的“侯爵”、“伯爵”不都可以拿出来分给自己的士大夫们了吗，于是各诸侯国内部，侯爵伯爵开始出现。
可达到“封王”的程度，每一个诸侯国都走了很漫长的路，这里面既有政治的博弈、思想的挣脱，还有生产力的进步等等因素，我们可以把这些统称为“发展”，既然是发展，那就需要人才，譬如商鞅这种类型的人，他们如果作废很好，但却不能给他们封侯，这实在是太打击人才的积极性了。
因此便有了“封君”之法。
秦孝公时期，秦国正处于一个官制、爵制创新的阶段，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，他们君臣达成的共识就是，在秦国内部进行爵位改造，这就是后世著名的“二十等爵制”的雏形（最开始只有十八个等级）。
秦国自己创造自己的等爵制度，好处就在于能够从周朝的体系中“独立”出来，以前周朝的礼乐是让士大夫永远只能是士大夫，不可能封爵，秦朝如果想超越周天子，那么就必须自己建立一个爵位体系，激发秦国人的积极性。
而商鞅因为对内进行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多维度改革，功劳最大，在秦国的新爵位体系中被任为“大良造”（秦国的等爵制是职位和爵位的相结合），如果把秦孝公看成是周天子，那么商鞅这个大良造，就等于是“侯爵”。
可光是这样封，还是不够，秦惠文王虽然对商鞅憎恨不已，可是秦孝公却是很推崇、信任商鞅，于是在商鞅带着秦军击败了魏国，获得魏国的部分河西之地，此次大胜让秦孝公很开心，于是便给商鞅封“商君”：
卫鞅既破魏还，秦封之于、商十五邑，号为商君。——《史记》
司马迁说，商君是“号为”，而不是“封为”，这意味着这个君的称号是“号”，而十五邑的封地才是封，其实封和号，可以拆分开来看。
因为不能够商鞅封侯，所以给他封号，不过号这种东西，自古以来也没有一个标准的“分封”规格，所以秦孝公只能分封土地给商鞅，可即便如此，也不意味着就此给号“君”的功臣定下了一个分封标准，后来者具体该怎么封，还是要看国王自己怎么操作。
所以东汉的郑玄，就给战国时代的君彻底定下了一个基调：
“天子、诸侯及卿、大夫有地者皆曰君”。
郑玄认为，上至天子、下至大夫，只要是有封地的，那都有资格叫做君，其实郑玄的这个说法是不够全面的，因为按照他的说法，那么没功绩靠着诸侯赏赐的人也可以称君，事实上那是没人承认的。
要说“君”的存在，乃是一种战国时期的诸侯们没有封侯的权力，却有封侯的能力，于是便弄出了“封君”制度，这个是合理的，但封君也是要看能力和功劳，这是重中之重，可是封爵却未必需要功劳，比如有血脉那就可以封爵了。
所以才说在诸侯国内，君的地位其实是要大于一般的侯，因为君肯定有功劳，而侯未必有。
“武安君”也是这个道理，武安君在战国历史上有三人得封，一个是曾经事秦国的苏秦，一个是战神白起、一个赵国的名将李牧。
因为这三人，都是秦、赵两国的功臣，可是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能被封侯，所以被封君，封地就在“武安”，他们本身又是秦赵两国的卿大夫，所以成为“君”是完全合理、名正言顺的事情。
在战国诸侯纷纷僭越称王后，封侯的人数也开始多了起来，其实被封侯的人要比封君的人多得多，因为封侯乃是只要有“有血缘关系”便可以得到的一种福利，虽然不绝对，但事实确实如此，毕竟“血缘封爵”，这本就是商周时期，甚至更早时期的分封原则之一。
但对于侯，秦国又有着自己独特的“创新”，那就是“彻侯”，也被称为“列侯”，这个侯跟周天子所分封的侯爵，在本质上大致相同，只不过是秦国作为君主册封，所以名称不同。
秦国的“二十等爵制”在一开始只有十八级，后来升为“二十级”，最高的等爵正是“彻侯”，彻侯乃是进入封建时代后“封侯”的主要类型，大多数彻侯，其实是没有封地的，只有一个“爵位”，甚至都未必能够世袭，说白了，彻侯已经失去了很多周代侯爵的特权了。
特别的是，在战国历史中，记载的大多数都是有功绩的异姓侯，那些同姓侯反而是鲜有记载，就算穰侯是秦昭襄王的舅舅，但是穰侯却是实打实的权臣、功臣，而文信侯吕不韦更是摄政过秦国，地位更高。
吕不韦也是战国末期异姓侯里面最风光的一个，因为他的“封地”涵盖了十万户人，等于是十个万户侯的水平，要知道后来的汉朝封一个万户侯有多么难得，而吕不韦的地位必然也比那些血缘封侯者更甚。
严格来说，战国后期因功所封的“侯”和“君”其实没太大区别了，比如给秦国立下了灭六国这份不世之功的王翦，他就没有被封君，而是被封为“武成侯”，他的儿子王贲则是被封为“通武侯”，但王翦和吕不韦这种人都是彻侯里的特例，而被封君的人物，则是个个都有强大的能力和功绩。
著名的如战国四君子，孟尝君田文、信陵君魏无忌、平原君赵胜、春申君黄歇，他们四人个个都有门客数千，都是战国时期的“风云人物”，或是外交或是战争，都是让敌国忌惮无比的存在，可惜的是，强如战国四君子的时代也没有能够抵挡住秦国一统的步伐，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再也没有“封君”的说法了。
秦始皇一统天下后，决定自称“皇帝”，因为“君”这个称呼有“至尊”之意，秦始皇既然在称号上唯吾独尊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于是便不许帝王之外的人再称尊，再称君，所以自封建时代开始，君就代表了一国之主。
因为秦朝没有分封制，所以一国就只有一主，那就是皇帝，而后来汉朝有分封，实行郡国并行制，本以为有异姓诸侯王的存在，“君”这么一个称号会可以再次被启用，给予那些功臣，可惜的是，君从此之后，再也没有出现在功臣的身上，或许是战国那个特殊的时代逝去后，一切都变得和以前不同了。
后世的封建时代，“君”和“侯”，也只剩君臣的意义了，除此之外，就没有更多别的意义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